2021年1月9日，由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與北京大學出版社聯合舉辦的第四屆政治學與國際關系教學共同體年會在北京西郊賓館成功舉行。會議采用了線下與線上相結合的模式，來自全國30多個院校的80多位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界的人士參加了會議。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系主任趙可金教授作了題為《外交學的教材建設與教學改革》的專題報告。

趙可金老師的報告共分四個部分。首先，趙老師闡述了外交學的學科定位和專業特性，認為學界對外交的概念長期存在誤解，將外交（Diplomacy）與對外政策（Foreign Policy）、對外關系（Foreign Relations）以及對外事務（Foreign Affairs）混淆在一起。他認為概念不清是長期制約外交學學科發展的最關鍵因素，外交學的教學首先必須澄清誤解，界定概念。同時，他認為在國際知識結構中，外交學是一門微觀層次的學問，而國際關系和大戰略屬于宏觀層次的學問，對外政策分析屬于中觀層次的學問。在專業特性上，外交學具有復合性、過程性和藝術性的特性。在外交學的教學實踐中，必須緊扣這一專業特性，致力于培養外交雜家，而非外交專家。

其次，趙可金老師系統闡述了對外交知識體系的理解。在總結評估現有國內外教材的基礎上，他認為外交學的知識體系包括四個組成部分：一是外交原理，主要堅持在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基礎上，闡釋外交的基本概念、發展歷史、外交哲學、外交思想、外交理論和研究方法等內容；二是外交制度，主要講解外交遵循的游戲規則，包括外交規范、外交法、外交體制和外交官等內容；三是外交過程，包括從對外戰略的制定、到談判、調停、協議、履行的全過程；四是外交形態，主要講解職業外交、首腦外交、多邊外交、公共外交和總體外交等眾多外交形態。趙老師特別強調外交是一項神圣和尊貴的事業，只有從體系上建立起外交學的知識大廈，所培養的人才才能真正在外交殿堂中登堂入室。當然，最新的科技發展、多學科融合和全球公共問題興起，也從根本上沖擊著外交知識體系的基礎，要求不斷進行外交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再次，趙可金老師闡述了他對外交理論中國化的看法。在系統回顧近代以來中國外交研究走過的歐洲國際法主導階段、蘇聯科學社會主義主導階段和美國國際關系理論主導階段的基礎上，他認為建設中國外交理論是有可能的，但不宜過于強調中國特色，首先必須主動接受和適應現代外交學的一般規律，在超越 “西方中心論”和 “中國中心論”兩種理論傾向基礎上, 將弘揚中國古典智慧、尊重現代科學方法和直面現代世界問題結合起來， 構建中國外交學理論體系。唯有如此，才能走出一條外交學中國化的新路。當下，如何在學理上確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基礎，是中國外交學教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一個核心課題。

最后，趙老師提出了當今《外交學》教學和研究中幾個重要問題，其中包括要結合學生對外交學的知識需求定位外交學的教學，將融入通識教育、提升專業素質、拓展全球視野和發展創新能力結合起來；要加強與其他學科知識的銜接和融合；要突破課堂教學，整合各方面的社會資源用于教學過程；要堅持知識傳授、能力提升和價值塑造相結合；要重視場景塑造和情境介入。其中，趙老師特別建議大家要結合外交實踐來教學，而且不要僅僅拘泥于中國外交實踐，要更多地拓展國際視野，將外交不僅作為國家建設的職能，也作為國際體系的職能。

在討論環節中，趙可金老師結合自己在清華十多年的外交學課程教學實踐，與大家分享一些心得體會，并回答了與會者提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