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將新聞學與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并稱為“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提出要通過努力,使這些學科加快完善、更加健全扎實。就新聞學學科而言,其支撐作用之所以日益突顯,主要得勢于互聯網勃興與新媒體崛起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的滲透,它前所未有地促生了亟待新聞傳播學研究應答的諸多問題,也為新聞傳播學研究創新進取、跨學科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條件。

在即將過去的一年中,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在感應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強化著問題意識、拓展著學科建設的行動空間。

從典型案例中搜索問題、提煉規則

針對新近發生的典例個案開展的實證調研及問題分析,是本年度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要內容。2016年1月7-8日,中國法院網、北京法院網連續兩天直播了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對“快播”涉嫌傳播淫穢視頻牟利一案的庭審過程,引發網民熱議。有研究者從傳播效果的角度深入考察分析了“快播”案及審理直播過程,指出控辯雙方在法庭辯論中有欠深入、娛樂“段子”喧賓奪主、“網絡直播”不夠慎重、輿論對沖觸發反感等欠缺,進而提出了改變單純“用觀念引導輿論”的模式,多用事實引導輿論,以真實的情況、數據彌補社會媒體零散、片面的報道,最大程度地還原事件全貌等對策建議。

還有學者結合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的報道案例,闡述了災難報道和危機傳播在制度和現實層面呈現的矛盾與沖突,指出城市危機傳播的提升需以科學和專業為支撐,實現危機傳播與公眾需求、宣傳框架內災難報道和應急框架內危機傳播的合理對接,以制度的形式消弭危機傳播的隨意性。

值得關注的是,《新聞記者》今年接續第3次發布了年度《十大傳媒倫理問題研究報告》,該報告梳理了上一年度中10起影響較大的傳媒倫理案例,并就這些案例中新聞從業者面對的“隱私權與知情權”、“人物報道的細節與新聞價值”、“充分報道與二次傷害”、“追查真相與越界觸法”等矛盾沖突的是非界限展開討論。這種以核心專業期刊為載體,以穩定的編輯設置為支撐的問題研究類報道的發布,無疑有助于新聞職業道德案例文獻的系統積累和公共認知,增進新聞學界和業界的專業倫理意識和共識。

在學理外鑒內省中反思問題

隨著媒介技術和傳播環境的發展變化,新聞傳播學研究也需要反觀自身面臨和存在的問題,不斷自我調整、補充、更新和完善。《新聞戰線》發表的一篇《新聞學研究的外部學科引證分析》報告指出:近5年來,我國新聞學研究的外部學科引證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呈現出更加開放的發展態勢,但這一學科領域的研究也存在“引證面窄,很多對于新聞學相當有價值的學科引證較少甚至完全沒有引證;引證內容陳舊,較少關注外部學科前沿;引證結論多,關注研究方法少”等欠缺和不足。另一項關于我國新聞史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報告顯示:自1979年以來,新聞史研究成果的數量大幅攀升,研究隊伍不斷擴展和壯大;研究內容多元化、研究主題聚焦化;得到的外部支持有較大改善。但隨著新媒體異軍突起,特別是在2011年后,新聞史發文數量與發文作者人數開始急劇下降。有研究者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是新媒體的迅猛發展不僅對現有的傳播格局產生沖擊,同時也對我們的新聞傳播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多研究轉到了新媒體方向。

“大數據”對各行各業和公眾生活的廣泛覆蓋,催生出了數據新聞這一新型新聞報道方式,它被視為未來新聞業的一種發展趨勢,一項有關數據新聞研究的分析報告指出:我國數據新聞研究的論文數量從2013年起明顯增多,研究主題不斷擴大,但總體看,這一方向的成果仍以發展研究和應用研究為主,且多采用個案研究和思辨研究方法。報告認為,未來數據新聞研究應著力從表層研究進入深層研究,增強研究思維的批判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新聞傳播教育歷來是新聞學知識傳承和理論成果產出的最大基地,有學者撰文提出,伴隨著網絡化關系社會的興起,傳媒行業正從過去以傳統媒體、主流媒體、機構媒體為核心的“新聞傳播輿論場”,逐步轉變成專業媒體、平臺媒體和自媒體協同互補的“公共傳播輿論場”,因此,新聞傳播教育的整體范式需要從面向“新聞傳播”轉向“公共傳播”,應將新聞學這門注重規范和技能的學科與傳播學這門注重經驗和方法的學科進一步融合,這種融合既不會丟掉新聞教育最看重的“原則性知識”,又能強化傳播學研究的“經驗性知識”,實現兩者的有效對接、充分交融。

積極拓展學科選題和研究方法

在互聯網傳播形態下,以往基于大眾傳播生態的學理建構已難完全適用于認知、解析新的媒介現象與傳播規律,新聞傳播學研究需要更多地引入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和理論,拓展學科議題,豐富研究方法。

經濟學界的數位學者考察了媒體報道對中央部門“三公”預算編制的影響,發現政府“三公”預算編制行為存在著預算執行比率越高,預算增長幅度越大的現象,而媒體關注能夠顯著抑制二者間的正相關關系;不同報道情緒對“三公”預算的治理作用存在差異;正面新聞報道能夠直接激勵官員抑制本期“三公”預算執行比率對下期預算增長率的正向影響,負面新聞報道則只有在行政治理機制介入時,才能發揮預算抑制作用。這一調研成果從預算公開視角拓展了媒體治理研究的視野和方法。

發表于《心理技術與應用》的一篇研究報告采用情景故事法的實驗范式和移情歸因測量的問卷調查方法,測量了誘發正性、中性和負性道德情緒的負面新聞對人際信任的影響,結果表明:閱讀誘發不同道德情緒的負面新聞對受眾的人際信任有顯著影響,并且閱讀誘發負性道德情緒的負面新聞將使受眾的人際信任水平下降。《心理學報》登載的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研究成果,采用大數據研究方法對“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后40天內的94562條相關微博進行了情感分析,研究發現:包含不同道德基礎的事件與不同的道德情緒相關聯;對于憤怒、厭惡和鄙視,男性普遍有更高的表達傾向和表達強度,而女性更傾向于表達愛和同情且強度更高;對于愛和同情,團體VIP用戶表達的可能性和強度都高于其他用戶,個體VIP用戶比非VIP用戶更可能表達憤怒、鄙視和厭惡,而團體VIP用戶表達這類情緒的強度最小。該項研究表明,虛擬網絡中人們道德情緒特點依然符合道德基礎理論,數據挖掘技術和情感分析方法可以作為網絡表達情緒研究的有效手段。

此外,本年度先后發表的《跨學科視野下中國輿論史研究體系構建》《政治效能感對新媒體從業人員政治參與意愿的影響》《新聞游戲的概念、動因與特征》《中國特色詞在中外傳媒的使用特點及影響因素》《甲午戰爭期間日軍戰地攝影報道〈日清戰爭寫真帖〉考察》等研究成果,在選題定位、跨界視角或方法運用上也都饒有新意。

持續推進評價體系和學科術語建設

新聞學學科建設的任務,不僅是要產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建構具有自身特質的先進理論體系,也包括建立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成果評價體系和優秀成果推介制度,不斷優化和完善本學科的概念和術語體系。兩年前,為增強國家新聞獎評獎工作的公平公正性和客觀性,中國記協增設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11家新聞教研機構為首批試點請獎報送單位,這些單位可根據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掌握的情況,推薦優秀新聞作品參加評獎。2016年,中國記協又新增了浙江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湖南大學等7所高校新聞學院為試點報送單位,這種廣泛吸納新聞學術和教育組織進入國家新聞獎項評價體系的制度創新,在學界與業界之間開拓了一個新的評價對話和評優互動的制度空間。在優秀研究成果的評選和推廣方面,新聞學界這幾年也更加積極有為,先后創設了數項新聞傳播學研究成果的評優推介規程。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中國新聞史學會、中國新聞史學會傳媒經濟與管理研究委員會各自分別接續公布了第三屆“全國新聞傳播學優秀論文遴選結果”、第二屆“新聞傳播學學會獎”和“2016年中國傳媒經濟與管理年會教師優秀論文獎及青年學子優秀論文獎”,這些常態化的優秀學術成果評價和推介,對于凝聚學界力量、弘揚學術精神、激勵學術新人的成長、促進中國新聞與傳播學研究的優質發展很有助益。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年度,《新聞學與傳播學名詞》和《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新聞學卷、傳播學卷的編寫和審定工作已全面展開,前者是對新聞學與傳播學所用名詞術語進行專業的規范化審定,后者是對新聞傳播學概念和知識進行高質量的條目化總匯,這兩項基礎性的工作成果即將于2017年同時以印刷和網絡在線的方式出版發行,其對我國未來新聞傳播學科基本建設的助推作用和深遠影響,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