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自然科學的“科學”尺子來度量社會科學，那么在所有社會科學中，歷史學是最不“科學”的，而經濟學是最“科學”的。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經濟史研究中學科和方法之間的張力較其他專門史更為顯著和持久。長期以來，前輩學者一直致力于在具體研究實踐中融合二者，吳承明、李根蟠、杜恂誠、李伯重等先生也曾從方法論角度作過探討。近年來，兩種方法的結合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優秀的經濟史研究成果中，很少有完全不借助經濟學方法、概念的，也很少有在歷史背景、數據的可靠性和真實性方面有明顯缺陷的。比如，曹樹基教授是歷史學出身，但在他的研究中，就經常用到經濟學的概念和框架。在研究地權時，他構建了一個一般理論：把所有權分為處置權、收益權和使用權，并以此為基準對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產業交易方式，即賣（絕賣）、典（活賣）、押租（頂）、抵押（當）、質押、普通租佃、永佃等，依據其性質和權利轉讓關系進行了分類。彭凱翔教授是經濟學出身，但在他的研究中，對于史料的挖掘、整理、解讀都非常深入細致。在研究傳統中國民間交易行為時，他對《寧波錢業會館碑記》和“石”“擔”等的考釋非常精到。更重要的是，在論證過程中，他能借助經濟學的方法來驗證、辨別傳世文獻的記載，并對文獻記載中混亂、矛盾的現象給出合理的解釋。比如，在對度量衡和價格信號形成的研究中，他會自覺地將自己提出的解釋框架、論證結構與具體的歷史情景相結合，以檢驗其可信性。

這樣的研究實踐，對于經濟史的推進顯而易見。但就經濟史學科整體而言，兩種方法的“分庭抗禮”乃至相互排斥的現象，仍然是一種常態。即便是在當下，要求從事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同時具有經濟學和歷史學的良好訓練，依然是一個過高的目標。但對兩門學科都有基本了解，并能較為準確地解讀不同學科的研究文獻，借鑒其問題意識、研究思路、論證方法和結論等，應該成為新一代經濟史學者的基本要求，而這也是兩種方法深度融合、相互借鑒的基礎。但在經濟史學界，還存在很多誤讀，乃至因為不能理解而完全無視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的情況。因此，這就需要我們對兩門學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加以比較梳理。這篇短文當然不足以系統梳理兩個如此龐大的知識體系。無論歷史學還是經濟學都有很多分支流派，本文也無力一一細究。本文從一個研究者理解文獻的角度，基于筆者近年來目力所及的較為常見的一些文獻，談一點閱讀體會。

“分庭抗禮”的經濟學與歷史學

首先，就研究目的而言，經濟學側重于發現和證實因果關系，而歷史學重視歷史事實的還原，以及對歷史變遷的描述。當然，經濟學也有還原歷史的訴求，歷史學也會探索事件之間的因果和相關關系。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兩個學科各有側重。從因果關系的研究來看，經濟學主要基于模型和數據，尋找數據間統計意義上的“關系”；歷史學則注重尋求文獻證據。一般來說，經濟學更傾向于尋找具有一般性的因果關系和規律，而歷史學有著“反理論”“反一般性”的先天屬性，歷史學家認為“一事一議”式的因果關系更符合實際。也正因此，經濟學多用演繹法，而歷史學則更青睞歸納法。從事實還原的角度來看，如果說歷史學多是“記述事物本身發展的過程并解釋其合理性”，那么經濟學更在意“指出事物理想狀態應該是什么樣子并強調現實的不合理性”。

目的和方法上的差別，導致二者在選題和論證方法上的不同。以事實還原的論文為例，哪些事實是值得重視的，是學術價值更高的選題？對經濟學來說，只有對理論有意義的事實才是重要的。經濟學認為，人類認識世界，必須借助某種“理論”，就如同只有借助地圖，人們才能理解地形地勢的變化，盡管地圖必然會丟失很多信息。如果非要強調“眼見為實”，那我們只能坐井觀天，只能看到目力所及的山川。因此，只有當事實有助于改進我們認識問題的方法、理論，改進我們的“地圖”，才是有意義的，值得去研究。在經濟學家看來，離開理論是無法認識世界的。正如科斯所說：“事實需要篩選，其重要性需要評估。如果沒有合適的理論指引，我們既無法挑選事實，更無法評估其重要性。”

歷史學家在研究中借重的常識、史感，其實也是一種“理論”，只不過相對初級一些。對歷史學而言，只要是前人沒有發現的事實或前人說錯了的事實，都是有價值的。任何基于先入之見的理論，所“發現”的事實都是片面的，都是對真實世界的誤讀。“地圖”不僅不能幫助我們，反倒成為誤導和阻礙我們看清自然的“障眼法”。如果極端一點說，歷史學家認為，所有的歷史都不能脫離其存在的具體情景，只有重建研究對象的來龍去脈，關注到影響研究對象的所有因素，才能完整地解釋具體的歷史過程，而且這種解釋也僅僅適用于這一單獨的歷史過程。當歷史學研究者強調“歷史是復雜的”時，大多是在這個意義上的。

也曾有過富有雄心的歷史學家不滿意來自社會科學的理論，嘗試通過不斷積累不同層面、不同局部的研究，希望最后用歸納的方法得到更符合歷史事實的理論。但這更像是歷史學家的托詞，現實中很少有成功范例。熊彼特說：“（歷史學派）并沒有根據其歷史研究提出任何經濟理論，至多說明過去是由狩獵-工業發展而來，即使這切合實際，也沒有規律（理論）意義。”也許錢德勒的“看不見的手”等屈指可數的例子可以勉強算得上某種理論（錢德勒通過對美國企業史發展歷程和大量案例的歸納分析，得出了和科斯的交易費用大致相當的結論）。

就論證方式來說，經濟學通常借助還原主義的方法，也就是對一個復雜的事物或現象，通過不斷分解或者不斷抽象，嘗試找到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或者導致某類現象的共同的“底層邏輯”。具體而言，就是通過假設、檢驗、模擬受控實驗等，尋找事物之間的“真實”關系，進而揭示表面現象背后的真實世界。因此，經濟學會用邏輯和數據之間的關系代替對真實世界的直接描繪，因為前者更客觀，更具有一般性，因而也更“真實”。

歷史學則用盡量貼近事實的文獻來重構過去，所以格外重視文獻的可信程度。在論證時，歷史學家比較重視事物、現象的先后變化。一種制度、一個現象，如何隨著時間而演變，先發生的事情如何對后發生的事情產生影響，這是歷史學家關注的核心問題。同時，歷史學家一般也不排斥對于人物心理、動機的揣測，有時這種揣測還會成為解釋歷史的關鍵，這一點也是經濟學家比較排斥的。

在論文寫作層面，經濟學論文成熟但較為僵化，崇尚以標準化和模板化的寫作來減少歧義；歷史學論文雖缺乏嚴謹的規范但富于啟發性，講究寫作技巧，甚至高明的作者會給讀者以暗示，讓讀者從作者的敘述當中自己領悟，不同的讀者會受到不同的啟發。在這一點上，優秀的歷史學著作類似藝術品。這也是我們在閱讀不同類型的文獻時，需要特別注意的。

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歷史學與經濟學有可能相互借鑒，推動經濟史學的發展。這一點已有的優秀經濟史研究成果可以證實。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相互借鑒，可能也會有助于歷史學與經濟學克服自身的方法論危機。

理解是借鑒的基礎

正如前文所述，短時期內培養出同時受過經濟學和歷史學專業訓練的研究者是不現實的。目前我們能夠做的就是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之間相互學習和借鑒，而學習和借鑒的基礎就是正確地理解來自不同學科的文獻。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會發現經濟學的研究看起來更科學，但其提供的，對于歷史學想要理解的完整的真實世界而言，只是一個“地圖”，是我們理解世界的眾多可能性之一。因此，對歷史學背景的經濟史研究者而言，閱讀經濟學背景的經濟史論文，要重點關注的并不是其結論是否成立，是否符合歷史“常識”，而是其所指示的路徑和他們提供的分析問題的方法。

就路徑而言，比如，用經濟學方法來研究歷史上的經濟現象，通常能夠發現間隔時間較長或者在地理上相隔較遠（通常不隸屬于同一個政治或者統計單元）的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這是歷史上那些基于經驗常識的文獻資料難以提供的。對歷史學家而言，用經濟學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更像是一種猜想，其能否被接納到歷史的撰寫和敘述中，還需要歷史學家循著這些線索去尋找更切實、更符合歷史學證據規范的資料。

就分析而言，對于研究歷史上的某種經濟現象或者事物，經濟學能夠提供多種框架和分析工具，使得我們可以將研究對象分為不同的類型或者不同的環節、側面，這是歷史學所欠缺的。比如，研究歷史上的企業，經濟學可以提供產權、委托代理關系、激勵機制等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將其作為一個組織，研究其決策、戰略、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關系等。這些概念、關系、框架不僅適用于當下的企業，也適用于歷史上的企業，我們可以借助其更深入地解釋歷史上企業的行為及其演變。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吳承明先生一再提倡的“史無定法”：所有的經濟學理論，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只是一種方法。

對經濟學背景的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歷史學的經濟史研究成果，并不僅僅提供歷史背景和數據，盡管大部分的歷史研究成果正在被這樣對待。歷史學家撰述的歷史上的經濟現象，通常要比經濟學理論描繪的理想形態更為復雜。因為，歷史學家在探索這些經濟現象之初，并沒有帶著經濟學這個“地圖”，他們發現的問題、關注的焦點，往往會無視經濟學理論的前提假定，或者提供不同尋常的案例。對經濟學研究而言，這些或許具有重要意義，它們有可能為經濟學的發展和突破提供某種可能性。由于歷史幾乎是無限的案例庫，我們可以從中不斷發現新的關系，甚至觀測到某些在當下的世界中無法進行的“實驗”。

如果歷史學家的研究能夠得到足夠的重視，如同吳承明先生說的那樣，經濟史就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源”。歷史上的經濟現象與當下的世界有著很大差別，要深入理解歷史上的概念、制度、數據，要足夠耐心和細致，而不能僅僅指望歷史學家來告訴經濟學家答案。進入這些歷史細節，去了解表面相似的經濟現象、概念背后的細微差別，經濟學家一定會有所收獲。經濟學家抱怨歷史學家運用經濟學方法分析歷史上的經濟現象后，卻回敬經濟學家“同樣一碗粥”，但很少有人愿意俯下身來，深入研究這些復雜的歷史細節。

正如科斯曾經精煉總結的那樣：“理解經濟系統運作的過程，來自理論與經驗研究相結合。理論建議經驗研究的方向，而隨后的經驗研究則對理論的修訂抑或重新思考提出建議，反過來推動了新的經驗研究。在正確的方式下，科學研究永無止境，而每個階段都提高我們對經濟系統的理解。”

有利于化解方法論危機

對于經濟學和歷史學而言，當前都面臨著巨大的方法論挑戰：對歷史學的真實性的否定和對經濟學科學性的質疑。

對歷史學真實性的否定主要來自后現代史學。在后現代史學看來，一方面，歷史學家賴以還原事實的史料不過是一種經過語言表達的、被有意識創造的“文本”，這些文本必然是對事實的扭曲。另一方面，歷史學家在對史料的選擇和解讀中，不可能根除主觀偏見，或者研究者興趣、價值觀的影響。專業的歷史學學術訓練和研究規范，只能在程度上減弱這些影響，但無法完全排除。極端者甚至認為：所有的文本解讀都是誤讀，從根本上來說，歷史學家的工作與虛構寫作沒有太大區別。

對經濟學研究者而言，科學哲學的研究者已經指出，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界，因此，社會科學的科學性與自然科學有著本質區別。“人的特性致使了機制和經驗現象在社會產生了多對一的關系：對于一個社會現象，我們一般都能找到多個解釋機制。”不像物理現象那樣只有唯一的解釋機制。經濟學家通過演繹方法得出的關于人類社會的結論，也必然不同于科學家的結論之于自然界，經濟學家的結論通常都是與經驗現象不一致的。進而，“任何系統性的社會理論——無論是結構功能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還是進步主義——無一例外都是對社會本質和歷史發展規律的誤解”。

更嚴重的是，人們對于歷史的認知，雖然未必“真實”，但會影響人們的決策，進而參與對未來的創造。社會科學其實也面臨著這樣的窘境，某件事情、某種規律之所以會發生，并不是因為其具備充足的客觀理由，而是因為相信它會發生的人足夠多。

經濟學和歷史學方法的深入借鑒，或許有助于化解這些質疑。曹樹基教授最近提出的“內史化專門史”研究思路，可以被視為一種新的嘗試。曹教授認為，與此前的專門史研究相比，內史化專門史“更側重于從各個學科知識體系中提出問題，更側重于應用各學科的專門知識解決問題”。盡管曹教授認為這種研究思路并不比傳統的專門史研究更具優勢。

無論如何，正如科學哲學家懷海特指出的那樣：“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有注重實際的人，他們只承認‘不容置疑的既有事實’；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和任何時候，還都有深受哲學誘惑的人，他們致力于普遍真理。正是對事實細節的強烈興趣與對抽象概括熱烈追求的結合，才是我們現今社會一切新知的來源。”歷史學、經濟學都根源于人類追求新知的內在沖動，二者的差別乃至某種程度的對立，也許會長期存在，但這種差別不應成為相互無視的原因，而應成為相互借鑒的動力。只有如此，經濟史研究才有可能對歷史學、經濟學的發展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