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概念熱度的上升反映了國際社會對全球南方國家的重視，是全球化的新特征和趨勢。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有助于實現世界經濟均衡、協調發展，促進全球發展的多元化和國際關系的民主化。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的成員，其發展成就為全球南方國家獨立自主探索發展道路注入了信心和動力。新的歷史條件下，“全球南方”互補性合作的潛力正在釋放，基于各自發展階段需要的自主合作，奠定了全球南方國家合作的堅實基礎。隨著全球南方國家合作的不斷深入，國際關系也將經歷深刻變革。國際社會應從全球化的視角把握“全球南方”興起所反映出的國際關系發展新特點和趨勢，積極促進全球南方國家的團結合作和共同發展，推動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健康的方向發展。

“全球南方”是對全球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統稱。當前，“全球南方”成為熱點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是因為這一概念非常直觀地反映了國際關系發展的時代特征。一方面，這個統稱鮮明地反映了國際形勢變化和國際社會對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發展成就及其發展所面臨問題的重視。另一方面，關注“全球南方”表明國際社會對“全人類共同價值”[1]接受度的提升。從長遠來看，對“全球南方”發展問題的關注，將進一步改變國際關系傳統觀念并促使國際關系發生新的變革。

“全球南方”受熱議反映國際關系新生態

“全球南方”并不是一個新概念，“南方國家”曾長期主要用于對應描述與“北方國家”發展水平有差距的國家群體。基于不同歷史時期國際關系特點，冷戰時的“東西關系”和冷戰后的“南北關系”曾一度成為描述國際關系特點的時代話語。“東西關系”主要是指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關系，“南北關系”通常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進一步而言，“東西關系”涉及政治發展道路的選擇，“南北關系”則相對弱化了國際關系的陣營劃分。

“全球南方”之所以不同于“發展中國家”等概念，是因為其包含對長期存在的南方國家之間發展差異根源、消除發展差異路徑等系列問題的解讀。不同國際行為體對“全球南方”的解讀有著不同的價值導向。當前“全球南方”受到熱議的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全球南方”概念的廣度反映了當前國際關系的進步。從“南方”到“全球南方”，凸顯的是“全球”性，這是時代的進步。一方面，這反映出21世紀以來，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影響，即無論出于何種考量，“全球南方”概念的被接受意味著國際社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全球視角來考量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融合和交往。即使當前部分國家所持有的“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立場仍在國際社會有一定影響，但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轉。如果說一國公民的國籍有著“民族性”的烙印，那么“全球南方”概念的使用則體現了“地球公民”的全球性特征。當前，世界各國交往的便捷度不斷提高，關注全球發展就是關注自身的發展，這對促進全球共同發展和優化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聯合國發展議題對“全球南方”的關注。學術界對“南方”或“全球南方”概念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觀點，個別國家還利用“全球南方”概念炒作國際陣營的劃分，但“全球南方”之所以成為熱點議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聯合國對“全球南方”發展問題和開展合作重要性的關注。學術界普遍認為廣泛的“南南合作”始于1955年的“萬隆會議”，聯合國體制內“南南合作”的歷史則可以追溯到1949年，其時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設立了首個聯合國技術援助項目，196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成立。1974年，聯合國大會批準“在開發署內設立一個特別股，以促進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合作”。這一特別股便是聯合國南南合作辦公室（南合辦）的前身，南合辦后來是協調全球和聯合國系統內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主要機構。[2]針對南方國家的發展問題，聯合國提出了一系列體現全球共識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規劃，如千年發展目標（MDGs）、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SDGs），這些規劃的議題既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也包括部分國家和地區迫切需要解決的糧食安全、衛生用水等基本生存保障問題。聯合國對南方國家整體落后的關注使得與之相關的議題已成為任何一個“大國”或國際組織不得不關注的國際議題，而這種關注反映出南方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正在提升。

全球南方國家持續釋放經濟活力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新的驅動力。21世紀以來，發達國家經濟增長較為緩慢，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卻實現了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如中國、巴西等。從全球范圍看，相較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速也較高，2015年到2019年，全球經濟處于調整期，發展中國家的年均增長率最低仍為3.9%，最高為4.5%；而發達國家的年均增長率最高僅為2.3%。[3]在非洲大陸，新冠疫情暴發前多個非洲國家經濟保持多年高速增長，2015年之前一些非洲國家甚至長期保持6%左右的年均增長率。在東亞，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679.1億元躍升至2022年的121萬億元，占全球經濟比重顯著提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2022年的8.57萬元，實現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歷史性跨越。[4]作為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屬于“全球南方”的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為發展中國家開展更廣泛的互補合作創造了新的機遇，也正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正如聯合國南南合作日官網上所指出的：“過去20年間，世界發生了重大的經濟和政治轉型。特別是在南方，上述變化比世界歷史上任何類似時間跨度內所經歷的轉變都更為迅速。南方國家之間以及南北國家之間的關系呈現全新的面貌。目前，與南北問題相比，一些關鍵問題，如環境和氣候變化、能源和糧食安全、全球貧困、增長與平等之間的關系、移民等，更具全球化性質。許多南方國家已經積累了強大的金融和技術能力。它們開始以優惠和非優惠條件，把這類資源的一部分轉讓給其他南方國家，以更具包容性的辦法應對全球問題，更為廣泛地擴大全球化的利益，創造新市場，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奠定更為廣闊的基礎。隨著聯合國大會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上述這些努力的成效都得到了肯定和擴大。”

全球南方國家區域合作取得實質性進展成為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推動次區域、區域一體化合作，是解決單一南方國家中長期存在的市場容量不足導致產業發展局限性問題的重要手段。近年來，與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持“保護主義”“封閉主義”立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南方國家持續擴大一體化合作。一方面，全球南方國家基于各自優勢和發展需要，搭建了一系列開展廣泛合作的平臺和機制。在“一體化”理念的帶動下，眾多區域和次區域合作組織相繼成立，僅非洲就先后成立了十余個次區域一體化組織，此外還有眾多區域和次區域專門合作組織。這些組織開展合作的領域廣泛，不僅包括合作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還積極推動更高層次的貨幣一體化合作。這些合作機制的構建旨在解決地區發展問題，機制內成員的深入合作已成為全球化均衡發展的重要動力。另一方面，多領域縱深合作發展較快。隨著全球南方國家金融和技術能力的增強，眾多領域的合作論壇空前活躍，討論涉及的領域主要包括高新技術、氣候、環保、公共衛生、糧食安全、文化教育等。這些學術平臺不僅在分享認知發展、技術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為進一步搭建國際層面相關治理機制創造了條件，有利于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中國發展成就和堅定的南方立場為“全球南方”注入了發展信心。“全球南方”概念出現以來，中國一貫堅守自身的南方國家陣營屬性，而中國獨立自主實現數億人脫貧、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再度引發世界對“全球南方”的關注。冷戰期間，中國堅持反殖、反帝、反霸的原則和立場，同時奉行不結盟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同志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了“三個世界”的劃分理論，他指出“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6]1974年4月，鄧小平同志在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上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屬于第三世界的立場并闡述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他指出“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妄圖稱霸世界。它們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置于它們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時還要欺負那些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超級大國就是到處對別國進行侵略、干涉、控制、顛覆和掠奪，謀求世界霸權的帝國主義國家”；“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7]冷戰結束后，在以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為主要方向的全球化話語中，“全球南方”是等同于發展中國家的概念。當前，中國堅持獨立自主，把發展進步的命運始終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取得非凡成就，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地實現發展和進步注入了動力和信心。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閉幕式上的致辭中所指出的：“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的一員，我們始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推動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沒有稱王稱霸的基因，沒有大國博弈的沖動，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堅定奉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8]

國際關系變化給“全球南方”合作發展帶來新機遇

“全球南方”國家間的合作由來已久，但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因素的影響，國際合作的自主性有待加強。一方面，基于國際產業分工，全球南方國家為謀求發展不得不與產業鏈上游的發達國家開展不平等的合作或接受排他性合作。由于缺乏自主性，南方國家的國際合作長期難以擺脫“發展靠援助”“增長靠周期（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周期）”“有增長無發展”“資源詛咒”“中等收入陷阱”等困境。另一方面，受發達國家刻意打壓和防范等因素的影響，南方國家長期難以形成互補性較強的規模化產業比較優勢，這直接限制了南方國家開展國際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由此可見，對于南方國家而言，自主選擇國際合作對象，實現不同階段的發展任務，需要有較好的國際國內環境。當前，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給“全球南方”合作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全球發展生態的深刻變化有利于“全球南方”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發展的多元性和進步性是衡量全球發展生態的兩個重要維度。這同聯合國強調的經濟發展多元化、文明多樣性、國際關系民主化相吻合。這兩個維度既反映出在不同發展歷史、發展階段、資源稟賦等條件下不同國家發展的差異，也體現出所有國家都要謀求發展和進步的共同訴求。然而，近代以來的國際關系發展卻長期受霸權主義等因素影響，扭曲了全球發展生態。否定全球發展生態的多元性和進步性，就意味著南方國家放棄獨立自主謀求發展，繼續依賴發達國家主導的發展周期；放棄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落后的發展生存條件、產業升級等。很顯然，這不符合任何一個南方國家的預期。從以“反帝、反殖”為目標的運動，到反對霸權主義、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的斗爭，南方國家為創造公平、公正的國際合作環境，打破強國對技術進步和資金優勢的壟斷，爭取平等的發展機遇，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當前，國際關系的變化正推動著全球發展生態朝著更加積極、健康的方向轉變。一方面，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一再證明了尋求全球性霸權是死路一條，發展中國家力量的不斷壯大有力地推動國際多邊主義的發展，多邊主義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推進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識。另一方面，通過南南合作解決發展瓶頸問題的有效性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近年來，“全球南方”廣受關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南方國家開展了廣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過去，受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控制和影響，國際合作不僅沒有為廣大南方國家帶來實質性發展和進步，反而導致南北差異不斷擴大。近年來，美歐發達國家以所謂“安全”“反競爭”等借口對國際合作重立墻壘，其實質是要限制公平的國際產業合作和高新技術的共享，并維護其壟斷利益。發達國家憑借其資本、技術等優勢主導著其與南方國家之間不平等的經濟合作，難以滿足眾多南方國家迫切需要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及初級工業化建設需求，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特點與南方國家發展需求之間的不適應性也日益凸顯。而經過多年的發展，南方國家在中低端產業、資金積累等方面的相對優勢已經比較突出，這為以“全球南方”合作彌補歷史上形成的發展赤字，促進資源要素更合理地流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將資源潛力轉變為現實增長力的預期為南方國家深化合作增添了動力。人口和資源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當前，南方國家在人口和尚未進行商業開發的資源等方面擁有絕對潛力。而以往南方國家的資源開發長期依附于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布局，導致低附加值的資源開發沒有為當地創造可觀的發展利益。但近年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一方面，在國際層面，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這意味著大規模建設帶動的經濟增長已經成為過去式，其對南方國家長周期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源、市場進行開發投入的意愿不高。相對而言，南方國家迫切需要改善嚴重滯后的基礎設施，將資源潛力轉化為現實的增長力。因此，南方國家內部在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推動工業化等方面開展合作的前景廣闊。另一方面，隨著多年的發展和積累，南方國家在產業規模、資金積累等方面的優勢已經形成，這成為南方國家之間進行契合度更高的產業對接的現實基礎，多渠道融資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以多種形式推動相關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得以開展。21世紀以來，一些區域性及跨區域性的南方國家合作組織相繼成立并在促進南南合作方面取得積極進展，這是“全球南方”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的明證。以金磚國家為例，2023年金磚國家再度擴員前，金磚五國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已超40%，近年來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50%。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3年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超過G7，達到32.1%。預計到2030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將接近60%。南南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一，來自南方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9]從長遠來看，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從自身發展需求出發，尋求廣泛的互補性合作，將推動全球南方合作機制、合作平臺的新發展。

重視技術進步，以科技創新驅動發展已成為南方國家的共識。近代以來影響國家力量對比的重要因素是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近年來，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加大在技術和創新領域的合作與投入，成為南方國家普遍強調的一個重要議題。盡管當前發達國家在高端產業領域仍占據優勢，但南方國家已經具備足以支撐廣泛的國家間合作的相對優勢和條件。在以增強自主發展能力為目標的合作機制的帶動下，“全球南方”已經形成了以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的氛圍。《2023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雖然當前全球處于兩極分化的創新環境中，但令人鼓舞的是，許多中等收入和新興經濟體在創新指數方面的排名在攀升，今年有21個國家在創新方面的表現超過了它們的發展水平”。[10]按照不同地區劃分，拉美地區的巴西、智利、墨西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南非、博茨瓦納、塞內加爾，北非和西亞地區的以色列、阿聯酋、土耳其，東南亞和東亞的新加坡、韓國、中國，中亞和南亞的印度、伊朗、哈薩克斯坦都是所在地區創新指數排名前三位的經濟體。而按照收入水平劃分，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中創新指數排名前三位的是中國、馬來西亞、保加利亞，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中創新指數排名前三位的是印度、越南、烏克蘭，低收入經濟體中創新指數排名前三位的是盧旺達、馬達加斯加、多哥。創新表現高于發展階段水平預期的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包括中國、泰國、巴西、北馬其頓、南非、摩爾多瓦共和國、約旦、牙買加。創新表現高于發展階段水平預期的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包括印度、越南、烏克蘭、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蒙古、摩洛哥、突尼斯、烏茲別克斯坦、巴基斯坦、塞內加爾。創新表現高于發展階段水平預期的低收入經濟體包括盧旺達、馬達加斯加、布隆迪。

“全球南方”面臨的挑戰

在全球發展議題中，能夠重視“全球南方”的立場本身已是國際關系的進步。但很顯然，如果僅僅停留在“敘事”層面，無助于消除南北方發展差異。全球南方的未來發展仍面臨一些挑戰。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全球南方”問題的優先性和迫切性亟待進一步關注和推動落實。可持續發展是破解當前全球性問題的關鍵，但在國際社會形成合力謀求共同發展并非易事。國家邊界爭端、種族歧視等歷史遺留問題會加劇由發展不均衡帶來的南方國家之間的矛盾，而潛在的地區熱點可能爆發沖突，進而分散全球對可持續發展議題的關注。因此，從優先性上看，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解決“歷史欠賬”，還要解決當前發展面臨的新問題。全球南方國家要進一步凝聚發展共識，避免因突發熱點議題分散對發展問題的優先關注。同時，在對聯合國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推進中，也需加大對全球南方國家在制度與合作上的支持。從迫切性上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國家發展階段各異、情況復雜，迫切需要可持續發展來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如果全球南方國家發展問題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上的優先性和迫切性無法得到關注和落實，其發展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南北方國家發展差距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將會導致南方國家的落后進一步固化，進而削弱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并影響世界的安全和穩定。

從“價值誤導”到“方向誤導”，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刻意引發“全球南方”的陣營分化。從“現實打壓”到“話語誤導”，部分西方國家分化南方國家的手段如出一轍。一方面，冷戰結束以來的歷史表明，美國依靠自己強大的實力，在全球不斷攫取利益的同時，也在積極打壓其他國家的合作，主要表現為以軍事手段直接干預他國國內事務、拉攏西方盟友對抗和制裁他國等，這極大地破壞了國際合作生態。另一方面，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話語霸權對全球南方發展方向進行誤導。“全球南方”被西方炒作的一個熱點是強調“南北的差異性”或“所謂的崛起中的南方對全球秩序的沖擊”，其目的是刻意構筑逆全球化的“壁壘”。這種壁壘既包括“中斷供應鏈、產業鏈”、維護技術霸權和長期存在的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對國際機構的操控等。近代以來的全球化是伴隨著西方的全球擴張而開始的。在這一過程中關于全球的發展敘事長期被部分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甚至誤導，在對發展問題的描述上，一直充斥著西方發達國家為維護其自身利益而對南方國家進行的表述和敘事。如殖民時期的“傳播文明”“傳播技術”，冷戰初期的“專制”“獨裁”“民主繁榮”，冷戰后期的“第三條道路”“歷史終結”“文明沖突”，冷戰后的“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轉型國家”“民族國家”“資源民族主義”等概念。這些概念的背后都有特殊的意義，如“新興市場國家”是以發達國家市場為衡量標準的，“單一民族國家”是全球化發展中國家組織形態的一個階段性特征，“發展中國家”弱化了國家要實現發展必然要維護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訴求。事實上，由于不同國家的形成、發展、道路選擇的差異，這些概念未必符合具體國家的特點。這就需要不同國家堅持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理性看待這些來自他國的發展經驗。除此之外，個別國家的“大國野心”事實上也在迎合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對全球南方的分化，例如，近年來，印度在美國支持下，積極分化南方國家，在地區或國際多邊合作機制中塑造其自身“全球南方國家領袖”的形象，給中國在相關多邊機制中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不同發展階段發展需求的差異加劇了全球南方國家總體進步任務的艱巨性。發展條件和發展階段的特殊性決定了全球南方國家對外合作需求的差異較大。根據聯合國相關數據，目前，全球“最不發達國家”（LDCs）有46個，這些國家的基本糧食、衛生、飲用水等嚴重短缺。“內陸發展中國家”（LLDCs）有32個，[11]開拓出海通道或便捷的對外物流基礎設施是這些國家非常關注的議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有39個[12]，這些國家主要集中在加勒比地區和亞太地區，氣候變化是其面臨的重要挑戰。從地區層面看，在46個最不發達國家中，非洲國家有33個，即全球71.7%的最不發達國家集中在非洲大陸。全球32個內陸發展中國家中，非洲國家有15個，占比接近50%。很多國家發展的滯后一定程度上同這些國家地理位置的相對封閉性有關，而通往外界基礎設施的落后更加劇了這些國家發展的難度。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新機遇面前，全球南方國家應遵循基礎設施建設優先于其他行業發展的邏輯。當前，一些西方國家關注到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基本生活條件落后的狀況，但其強調加強援助解決發展問題時，卻對南南合作融資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有較多非議。這種觀點忽略了現代發展的邏輯，即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先性，如果一個國家的電力、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落后，產業升級難以實現，更不可能解決基本民生問題。

“發展錯位比較”認知誤區帶來的消極影響。國際關系中討論發展問題時一個常見的誤區是，一些觀點不考慮不同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起點和發展階段差異，將一系列社會現象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直接比較。例如，不僅將發展中國家的勞工待遇、社會保障問題、婦女兒童權益問題、環保問題等同發達國家的勞工收入水平、社會福利等直接對比，甚至將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民生同發達國家的資本逐利進行對比。事實上，這種比較因缺乏共同基礎而不具有合理性。但是，這類比較的結論卻成為一些霸權國家用來指責發展中國家商業環境差，政府“故意違背市場規律進行不正當競爭”的依據。例如，在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和高技術應用方面，一些發達國家一邊忽視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資源技術需求，指責其政府不作為，一邊禁止或限制有助于綠色發展的技術輸出。在南方國家之間，錯位比較的現象也比比皆是。例如，將19世紀紛紛實現民族自決權、當前已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國家與20世紀下半葉開始才逐步實現民族自決、當前最不發達國家集中的非洲作比較，將中等收入國家債務與最不發達國家債務結構作對比等。由此可見，即使同屬南方國家，在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制度建設階段任務等方面，不同國家的差異也是十分巨大的。只有理解并尊重不同國家的差異性和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才能真正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