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交叉學科；設計學；一級學科；學科間性；學科建設

作者簡介祝帥，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研究員、圖書館副館長、文化產業(yè)研究院副院長。

2022年9月，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發(fā)布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yè)目錄》（以下簡稱“新版學科目錄”）中，“設計”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學科之一。新版學科目錄不僅在藝術學門類中保留了“設計”的字樣，即新設立的設計專業(yè)學位，還在新設立的交叉學科門類下設置了設計學（可授予工學、藝術學學位）一級學科。此外，在藝術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藝術學（含音樂、舞蹈、戲劇與影視、戲曲與曲藝、美術與書法、設計等歷史、理論和評論研究）中也明確提到了“設計”。也就是說，在新版學科目錄中，僅是名稱中明確“設計”字樣的一級學科或專業(yè)學位已然有三個，橫跨了兩個學科門類。這種將一個領域“一分為三”并列的現象并不多見，其中交叉學科設計學的設置更值得深入解讀。在本文中，筆者擬對交叉學科門類下設計學一級學科設置的相關理論問題及其對未來設計教育所可能帶來的挑戰(zhàn)進行初步的解讀與分析。

一

交叉學科設計學的源起與發(fā)展現狀雖然在新版學科目錄中首次出現的交叉學科門類是個新鮮事物，但是與共同列入交叉學科門類的其他一級學科如國家安全學、區(qū)域國別學等不同，設計學并不是一個全新的學科，而是從此前學科目錄的藝術學門類轉入新版學科目錄交叉學科門類的。在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設計學從無到有，從藝術學門類到交叉學科門類，經歷了一個既不同于歐美、也不同于蘇聯(lián)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發(fā)展過程。在一定程度上，這個過程體現出設計學學科發(fā)展的中國式現代化和主體性建設之路。

我國高校設計類專業(yè)建設始于1956年成立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建院之初，學院內部就有對“工藝美術”究竟指的是唐三彩、牙雕、景泰藍等手工藝品，還是衣、食、住、行等實用工藝美術的爭論。當時，兼任院長的中央手工業(yè)管理局副局長鄧潔主張前者，引進“泥人張”“面人湯”等工匠參與教學，并主張學院要為國家外貿“創(chuàng)匯”；與之不同，副院長龐薰琹則主張后者，并在他的堅持下促成學院轉歸文化和旅游部領導。在這段時間，學院開展的是以廣義的“工藝美術”（含手工藝與實用美術）創(chuàng)作實踐為主的教學，這里的實用美術其實就相當于設計。1983年，該院建立工藝美術學系，旨在加強理論研究，同時在實踐類院系的專業(yè)名稱和教學課程中，也有“染織服裝設計”“裝潢設計”“室內設計（后更名為環(huán)境藝術設計）”，1984年建立工業(yè)設計系。至此，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專業(yè)設置中出現了稱為“某某設計”的具體設計實踐類專業(yè)與稱為“工藝美術學”的理論類專業(yè)并列的局面。

這種局面也幾乎完全體現在199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制定的學科目錄中。在這一版學科目錄中，既有“染織服裝設計”“裝潢設計”“環(huán)境藝術設計”等具體領域的設計實踐類學科，也有稱之為“工藝美術學”的理論類學科，但并無統(tǒng)一涵蓋各具體設計領域的設計學學科字樣。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調整學科目錄，將“工藝美術學”更名為“設計藝術學”，第一次明確了“設計”的學科地位。關于學科名稱為何叫作“設計藝術學”，一種意見認為是為了界定學科范圍與邊界，從而與工科機械類設計學學科相區(qū)別，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是考慮到對“工藝美術學”學科的延續(xù)和繼承，作為過渡性方案所使用的一種權宜之計。由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2001年合并入清華大學，成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所以“設計藝術學”的學科名稱并沒有直接反映在校名的變化中。但是1997年之后，在我國高校中陸續(xù)成立了一些設計藝術學院，至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的設計學學科組仍然稱為“設計藝術研究”，這些都可以看作是該學科名稱的應用和延續(xù)。

2011版學科目錄中，藝術學從一級學科升級為學科門類，與此同時，原有的二級學科“設計藝術學”在升級為一級學科的同時更名為“設計學”，并在學科名稱后面以括號注明“可授予藝術學、工學學位”。在學科目錄調整的過程中，有專家建議將設計學與美術學合并，稱為“美術與設計學”，但在正式公布的目錄中“設計學”與“美術學”各自獨立。這是設計學走向脫離藝術學門類獨立建設的開端，同時也埋下了“去藝術化”的伏筆。對應地，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設計學學科評議組中，也出現了計算機領域的專家。在2011年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學科目錄中設計學向工學拋出的橄欖枝，吸引了眾多傳統(tǒng)工學領域的學者轉入設計學領域。由于此時設計學仍屬于藝術學門類，所以出現了眾多工科專家申請藝術學人才頭銜、獎項、項目的情況，且成功率遠高于傳統(tǒng)藝術領域的學者，業(yè)界將這種現象形象化地稱為“降維打擊”。

此次在交叉學科門類下設置設計學一級學科，并在“可授予學位”中調整了藝術學和工學的順序，將2011版學科目錄中的藝術學優(yōu)先修改為工學優(yōu)先。新版學科目錄中“設計”類別的調整，使此前屬于藝術學門類的“設計學”一級學科被拆分為三，預示著今后要建立分門別類的設計研究梯隊，區(qū)分三類不同背景和研究取向的設計研究者。

第一，包含設計學研究內容的藝術學學術學位側重于藝術學基礎研究，在基金申請方面主要對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第二，新設立的設計專業(yè)學位側重于藝術實踐和應用，在申請基金時主要對應國家藝術基金美術創(chuàng)作項目（目前在中國文聯(lián)、文化和旅游部系統(tǒng)中設計尚從屬于美術）。在一定程度上，新版學科目錄中尚沒有得到體現的工藝美術、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美術等相關專業(yè)也應該依托該專業(yè)學位有所發(fā)展。第三，在交叉學科門類下，可授予工學和藝術學學位的一級學科設計學則側重于工學和藝術學的交叉學科研究，工學在前，意味著在基金申請時主要對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交叉科學部，但同時也要兼顧藝術領域的研究范式。這樣，三個不同的“設計”，恰好分別歸屬于三種不同的國家基金，劃分出高校和科研機構中三種不同背景的設計研究和實踐從業(yè)者，這無疑也給今后設計學者根據“學科就近”原則準確選擇申報基金指明了方向。具體到交叉學科設計學的建設而言，與傳統(tǒng)的美術院校相比，顯然綜合性大學更有條件和優(yōu)勢設置這一一級學科，綜合類高校的既有資源也更有利于實現工學、藝術學的跨學科聯(lián)合。但是，交叉學科建設不是“水果沙拉”，整合資源絕不意味著將現有的相關學科疊加、拼湊，而是需要站在設計學學科的宏觀視角上重新布局，通過“設計”將有關學科和新的方向統(tǒng)籌整合在一起。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需要探討交叉學科設計學不同于以往藝術類設計基礎教育的核心內涵，并重新論證通用設計學的一般原理。在設計基礎教育方面，以往關于設計基礎的探討或偏重于功能主義的形式基礎，以包豪斯（Bauhaus）、烏爾姆（Ulm）的相關理念為代表；或集中于造型、裝飾和審美，以我國工藝美術、美術院校的設計教育為代表。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對于設計思維中的原創(chuàng)和創(chuàng)意的重視，創(chuàng)意思維訓練一類課程逐漸進入國內外設計基礎教育的體系之中。但目前設計基礎教育還存在很大的欠缺：不僅缺乏處理量化數據、統(tǒng)計的社會科學思維，也缺乏在實驗室中的自然科學訓練。與此相聯(lián)系，目前國內通用的設計概論類教材主要還是基于藝術學門類下的設計（專業(yè)學位）而撰寫的，在設計概論教材中真正體現藝術學、工學交叉視野，并且能夠從中提煉設計特質與內核的寫作還不多見。可以說，新版學科目錄中的“正名”對于交叉學科設計學來說是一個契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設計界多年來建設“新藝科”的夙愿。此時，設計學的基礎研究和理論建設也應該迎頭趕上，為交叉學科的發(fā)展進行充分的基礎建設和理論論證。

舉例來說，關于何為“設計”，目前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學術界都還存在爭議。“設計”在現代漢語中本身就是一個多義詞，國際上也尚無哪個權威性組織能對“設計”給出通用的定義，但學術界一般都肯定設計是一種建立在工業(yè)時代審美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和創(chuàng)意的思維方法，為產品或服務提供與功能性相適合的造型與形態(tài)。只是具體到設計的外延，則言人人殊。一種觀點是“小設計”觀，即設計學的對象，主要包括視覺傳達設計、服裝設計、環(huán)境藝術設計、工業(yè)設計等四大領域，至多向前延伸至工藝美術、民間美術，向后延伸至數字設計、服務設計、社會設計等前沿領域；另一種觀點則為“大設計”觀，認為一切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明、規(guī)劃都屬于“設計”的范疇，如宗教學中的“智慧（理智）設計論”，行政、軍事領域的發(fā)展規(guī)劃、計劃，工學領域中的軟件設計、集成電路設計等。與此相聯(lián)系，關于什么是設計的內核、什么是設計學的核心專業(yè)知識等，仍然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基礎理論問題。這些問題仍然是有待論證并形成共識的，顯然它們并沒有隨著學科目錄的更新和交叉學科的設立而迎刃而解。在一定意義上，學科目錄的導向和示范作用為我們深入思考、研究設計學的定義和內涵提供了新的框架，但真正的學術理論還有待于在新的平臺上深入開展，從而使設計學的“名”“實”相符。

二

交叉學科設計學的理論與實踐定位雖然設計學作為一級學科、交叉學科在新版學科目錄調整中備受矚目，但關于學科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在業(yè)界內外都可說是一個難題。即便是在國際范圍內，從包豪斯開始已經有上百年的設計學學科建設歷史，但仍然不能對設計學的定義給出一個清晰的標準答案。不能對設計學進行準確的定義，無疑也就無法理清設計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人類知識體系格局中的定位。且不說“設計”這個詞在日常語言應用中所可能產生的各種歧義，即便是傳統(tǒng)設計學的四大領域——視覺傳達設計（該學科在業(yè)界一般被稱為平面設計，本文中暫不區(qū)分這些名稱間的細微差別，下同）、服裝設計（時尚設計）、環(huán)境藝術設計（景觀、建筑與室內設計）、工業(yè)設計（產品設計），彼此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大的。在業(yè)界，這幾大領域往往都歸屬于不同的行業(yè)、系統(tǒng)，如服裝設計屬于紡織業(yè)，環(huán)境藝術設計屬于建筑業(yè)等。即便是在同一領域內，如視覺傳達設計中的包裝設計和廣告設計屬于工商業(yè)、字體設計和書籍裝幀設計屬于出版業(yè)，不一而足。這就造成了不同的設計領域之間往往“隔行如隔山”——一位字體設計師有可能對服裝設計一竅不通，一位建筑設計師有可能缺乏書籍裝幀設計的常識，這些都是設計領域中常見的現象。由此造成的一種局面，就是想要從理論上把握所有“設計”的共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在設計理論界，存在“服裝設計理論”“工業(yè)設計理論”“建筑設計理論”，但很難有一種理論可以準確概括所有設計類型。每個個體研究者都從屬于一定的學科及學術訓練，以至于在各類設計研究論壇上經常發(fā)生前一位專家講“先秦諸子的設計思想”，后一位專家講“智能化設計趨勢”的現象。這種情況與“藝術學理論”學科面臨的問題類似，即存在蘋果、橘子、香蕉，但想要研究抽象的“水果”卻并不是那么容易。然而，傳統(tǒng)設計學研究的窘境，也正是交叉學科設計學的機會所在。作為一個以學科交叉為特色的一級學科，設計學既可以在理論研究范式上給藝術學門類下的藝術學（設計史論研究）以必要的補充，也可以在實踐領域回應自然科學領域大數據、元宇宙、人工智能、集成電路、新材料等未來科技前沿理念對于設計制造領域的需求和挑戰(zhàn)。

先看理論研究。以往，由于設計學的外延過大，設計學研究者很難建立起自己的專業(yè)知識體系和在學科對話過程中的核心競爭力。我們可以設想視覺傳達設計、工業(yè)設計等具體領域的專業(yè)課程體系，但設計學則很難說要學習哪些必需的知識。因此，目前國內高校中的設計學人才培養(yǎng)大多是具體設計領域的人才培養(yǎng)，僅有個別高校設有設計學的本科專業(yè)，進行設計史論、設計管理等理論教學，從而區(qū)別于具體設計領域的實踐教學。在這種體系下學習設計學的學生，往往只了解自己所從事的設計領域的知識，成為某一設計領域的專家。即便是設計學領域的專家，也往往只熟悉自己接觸較多的“這一個”設計領域，從而容易根據自身的經驗和局限對整個設計學進行通則式的論述。例如，工業(yè)設計出身的設計學者所談大多是材料、功能，而忽視平面設計出身的設計學者所津津樂道的視覺、審美等要素，反之亦然。況且，盡管古往今來存在大量值得研究的設計現象，但設計學學科的方法論仍是借鑒哲學、史學、管理學等學科，并沒有形成屬于自己的“設計學研究方法”。然而這也正是設計研究的魅力和機會所在，對設計學下轄的學科領域進行橫向的整合與創(chuàng)新，引入跨越各設計領域的設計管理學、設計心理學、設計倫理學、設計形態(tài)學、設計美學等研究分支，建立一種以“綜合”為特色的研究方法論體系也勢在必行。鑒于此，筆者曾提出對于設計理論研究者來說，不僅需要做到了解具體的設計領域（所謂“不通一藝莫談藝”），而且還應該盡可能多地去兼顧兩種以上的設計領域（所謂“只知其一，一無所知”），并且設計學研究者和專業(yè)期刊應該同時兼顧、包容人文與實證兩種研究范式。在新版學科目錄中，這些正是交叉學科設計學的實踐場域。

再看實踐創(chuàng)造。隨著新技術的發(fā)展，近年來設計領域出現的一個新變化，就是傳統(tǒng)的幾大設計領域的邊界在被打破，形成了一些新興的設計領域，如智能設計、計算設計、服務設計、社會創(chuàng)新設計、程序化設計、生態(tài)設計、未來設計等，有人認為這些新領域足以顛覆傳統(tǒng)的“四大領域”的劃分。當然，此時拋棄以傳統(tǒng)的具體設計領域劃分設計學的方法還為時過早。這些新興領域從表面上看突破了按照傳統(tǒng)領域劃分的做法，如服裝設計學、產品設計學、景觀設計學等，但是并沒有真正打破“隔行如隔山”的設計業(yè)界現實。盲目以此代彼，或許還會再次出現“不通一藝莫談藝”的理論脫離實踐的窘境。但是，這些新興設計領域的出現，在實踐中強調了新技術在傳統(tǒng)設計領域中的應用，極大地拓展了傳統(tǒng)的設計實踐；在理論研究領域，則促使設計學的研究方法從過去的人文學科藝術學式的史論研究，進一步拓展到通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實證和實驗研究方法，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以往我們熟悉又陌生的設計現象。而這些新的設計領域，才真正是交叉學科門類設計學一級學科區(qū)別于藝術學門類藝術學一級學科、設計專業(yè)學位的用武之地。

因此，盡管困難可想而知，但多年來人們一直致力于探索“設計”的真相，渴望建立一個通則式的、無所不包的設計理論。在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看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研究人類便要研究設計科學。它不僅是技術教育的專業(yè)要素，也是每個知書識字人的核心學科。”但是，這種無所不包的“廣義設計學”也令人生疑，因為那樣就會更加模糊學科的核心專業(yè)價值，成為一種素養(yǎng)和通識。2001年，奈杰爾克羅斯（Nigel Cross）撰寫《設計性的認知方式：設計學科還是設計科學》一文。文中對西蒙有諸多微詞，并試圖對設計學科與設計科學做出區(qū)分，認為“設計作為一門學科，意味著設計研究有自己的方式，存在于自己嚴格的文化中......本學科旨在開發(fā)設計領域獨立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本學科的基本公理是：設計人員的意識和能力具有特殊的知識形式，獨立于設計實踐的不同專業(yè)領域”。毫無疑問，克羅斯意在限定設計的核心價值，讓設計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顯然所謂設計學獨立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仍然很模糊。這就促使越來越多的設計研究者注意到，設計本來就不是一門和哲學、史學、社會學、經濟學那樣邊界清晰的學科，但它作為一門學科又是客觀存在的。

圍繞著這樣一門特殊的學科，中外學者也陸續(xù)展開了后續(xù)思考。2013年，克雷格布雷姆納（Craig Bremner）和保羅·羅杰斯（Paul Rodgers）提出“設計無學科”，根據當代設計實踐邊界愈來愈模糊的現象，提出“無學科性”或“另類學科性”就是設計學的學科特征。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說法過于回避問題的核心，況且從現實來看，設計邊界的模糊并沒有導致傳統(tǒng)設計領域分工的消失。因此，結合中國現實特別是新版學科目錄中設計學與工學、藝術學交叉的情況，筆者于2018年提出需要建立設計學的“學科間性”特質，設計學研究必須同時體現出工學和藝術學的特征，不能或此或彼、以此代彼，并認為“綜合”本身就是設計學者的核心競爭力。新版學科目錄調整后所設立的交叉學科設計學，正是在法理上明確了設計學這種不同于傳統(tǒng)學科的特征。

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設計研究和設計實踐所涉及的各種知識，并不限于工學和藝術學這兩類。作為交叉學科的設計學所“交叉”的學科，遠遠不止“藝術學”和“工學”這兩個門類。除了工學門類下建筑學、城鄉(xiāng)規(guī)劃學、建筑、城鄉(xiāng)規(guī)劃、機械、材料與化工、風景園林，以及藝術學門類下設計等明顯屬于或包含設計學的學科外，分屬于其他學科門類的應用倫理、國際商務、知識產權、心理學、出版、博物館、園藝學、公共衛(wèi)生、軍事裝備學、信息資源管理、工商管理、圖書情報、文物等一級學科及專業(yè)學位也有很大的機會與設計學發(fā)生交叉，也就是說，所謂的“可授予工學、藝術學學位”僅僅表明這是設計學所交叉的諸多學科中比重最大、參與程度最高的學科，是在設計學學科群中起到主導性作用的兩個主要學科，除此之外設計學還要廣泛和其他學科發(fā)生交叉碰撞。對于設計學研究而言，仍然需要藝術學、工學之外的廣泛的人文社科，以及理工類自然科學的學術背景和研究視野，對設計學研究者的知識結構要求不能隨著交叉學科的設立和授予學位門類的界定而有所降低。

三

對交叉學科設計學建設的思考與建議毫無疑問，設計學學科建設是一項整體性的工作，需要藝術學、交叉學科兩大門類、各學科背景設計學者的通力合作與對話。合作與對話的前提是明確差異性。因此，在現有的框架下，尋找最優(yōu)分工方案，進一步建立交叉學科門類設計學一級學科自身的合法性和邏輯性，并預警其在發(fā)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些偏差，就是勢在必行的工作。鑒于新版學科目錄頒布以來，越來越多的高校對申辦交叉學科設計學表示出強烈的興趣并有相應行動，筆者謹根據個人思考提出如下建議。第一，通過頂層設計，做好三個“設計”學科（學位）間的平衡互動。盡管新版學科目錄中，藝術學門類下的藝術學一級學科、設計專業(yè)學位和交叉學科門類下的設計學一級學科，似乎沒有做到一般目錄所理解的“互斥”，但畢竟一段時間內需要遵循此目錄開展研究生教學和科研相關工作。在學科評議組/專業(yè)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設置、人才培養(yǎng)定位方面，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需要從整體上統(tǒng)籌、規(guī)劃設計學相關學科格局，協(xié)調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充分考慮三者之間的不同定位，為全國高校和科研機構做出指導和示范。學科評議組、專業(yè)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是具有很高權威和重要影響的專家組織，其組成人員所在高校類型、專業(yè)分布等，對于各高校設計學學科建設具有積極的引導和示范作用，為此建議在學科評議組/專業(yè)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設置方面，在藝術學一級學科評議組中，需要兼顧藝術學理論專家與具體藝術領域專家的平衡，其中至少需要有一位從事側重藝術方面設計學研究的專家代表；在設計專業(yè)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中，則要以從事傳統(tǒng)分類的設計實踐的專家為主體，需要兼顧平面設計、環(huán)境藝術設計、服裝設計、工業(yè)設計等主要設計領域以及工藝美術類專業(yè)專家；在設計學一級學科評議組中，則應工學、藝術學領域的設計專家并重。在交叉學科門類設計學的人員構成中，藝術學的設計研究者應該具備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方面的學術背景，而非傳統(tǒng)的設計史論研究；注重選聘信息設計、數字設計等不同于傳統(tǒng)分類的新興設計領域專家。

第二，尋求自身優(yōu)勢，走差異化發(fā)展之路。對于各設計類研究生培養(yǎng)和教學科研單位，在使用新版學科目錄作為開展研究生教學和科研工作的依據時，可以在不同場合做到差異化發(fā)展，各高校和科研機構要結合自身傳統(tǒng)和優(yōu)勢建設學位授權點，不宜貪多求全。具體建設中，交叉學科設計學比較適合理工科實力比較強的綜合性大學，可以通過成立學科群的方式，提出“設計+X”計劃。學科群中的學科不宜過多，避免忽視設計學這個核心。在具體發(fā)展建設中，綜合性大學新設立的設計學院，可以像近期各高校紛紛設立的未來技術學院那樣，不一定涉及“未來科技”的方方面面，而只需要根據自身優(yōu)勢選擇一個主導的依托學科，重點建設某一類別的設計學，如材料設計、計算與智能設計、生態(tài)設計等，不一而足，但所交叉的學科中一定要有藝術學。對于以文科見長的綜合性大學，可將重點放在設計學理論研究，定位于藝術學一級學科，側重于藝術領域的設計研究，夯實設計史論研究的基礎。對于傳統(tǒng)的美術學院而言，可以將重點放在專業(yè)學位建設上，并進一步細分為視覺傳達設計、服裝設計、環(huán)境藝術設計、工業(yè)設計等專業(yè)方向，招生時突出這些實踐領域的藝術和審美特性，同時，國家藝術基金可以在美術項目之外設置專門的設計項目（目前設計項目從屬于美術項目）。這樣，各綜合性大學和美術學院都可以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建設和而不同的交叉學科設計學。最終的交叉學科設計學，不僅要和美術學院傳統(tǒng)的設計教育拉開距離，而且各高校要結合自身優(yōu)勢，走出不同的道路。

第三，突出“學科間性”，所交叉的工學、藝術學“兩翼”同步發(fā)展。我們需要避免用無差別建立新的差別。學科交叉不必然意味著需要交叉學科，相反，當交叉學科成為獨立的學科門類，則又造成了封閉。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雖然學科的門類叫作“交叉學科”，但從一級學科和專業(yè)學位的設置可以看出還是以理工科為主導的，體現出較強的工科意志。例如，北京大學設有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但這里的“前沿交叉學科”基本上是理工類學科之間的互相交叉，和文科尤其是人文社科沒有太大關系。此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也在第一時間成立了交叉科學部，但顯然這個交叉科學部是理工科主導的。現在，將傳統(tǒng)上從屬于藝術學門類的設計學調整到以理工科為主導的交叉學科門類下，作為藝術背景的設計學研究者，筆者很擔心這會讓設計學更有理由成為“工業(yè)設計學”的代名詞，從而徹底與平面設計、時尚設計、工藝美術設計等側重藝術的設計學學科絕緣。此時，設計學學科建設更需要高揚“學科間性”，在與工科對話的同時，充分發(fā)揮人文、藝術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價值，讓藝術領域的設計學者打消“藝術乃至文科徹底邊緣化”的憂慮。同時，建設交叉學科，也不應建立起新的學科壁壘，不能讓藝術學、工學之外的其他學科缺乏與設計學交叉研究的機會，把潛在的新興學科拒之于交叉研究的視野之外。

第四，厚植中國特色，致力中國設計學主體性的建構。交叉學科建設本身就是我國學科設置制度自信的一種體現，建設過程中更要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越是以新技術為背景，越要建設有中國主體性的設計學。交叉學科設計學作為一門有藝術要素參與的學科，講求歷史傳承，雖然第一次出現在交叉學科門類中，但并不是一門全新的學科，在學科建設中不是全新建設、另起爐灶，而是要尊重設計學學科的歷史傳統(tǒng)，結合中國設計豐厚的資源和人文底蘊，建設出不同于西方的設計學，體現學科自信。筆者在常年從事設計學研究的過程中發(fā)現，中外設計學雖然有共同的領域，但是常常面對不同的問題。即便是西方的設計學，也是一個停留在“學科有無”論爭層面的弱勢學科。此時假設西方設計學領先，與其讓中國設計學永遠跟在西方設計學后面亦步亦趨的“縱向取法”，不如采取“橫向取法”的策略，從中國傳統(tǒng)和人文學科中尋找智慧。當代西方現代性設計的大生產，已經暴露出機器化大生產所導致的千篇一律的機械審美、現代設計的批量化生產所導致的審美個性缺失、“有計劃的廢止制”所導致的產品質量屈從于資本等問題，此時通過“因地制宜”“量體裁衣”等中國本土的設計智慧，對全球化和現代文明提出批判、反思、引導，將會在極大程度上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國際設計話語場。但是，建立中國特色設計學話語體系不是故步自封，而是要以中國學者的立場進入國際對話，向國際設計學界輸出中國學者的原創(chuàng)性成果。在這方面，以往藝術領域的研究往往因使用中文發(fā)表而不為國際學界所知，同時也留下了對國際上設計研究的經典論爭和最新進展缺乏充分了解的弊端；而自然科學領域的成果又常常缺乏對于在地性的強調，在國際交流方面有天然的優(yōu)勢和條件。兩個學科的交叉，或許會為國際設計學界帶來新的面貌。

以筆者所在的北京大學為例，交叉學科設計學對于以往未設置設計類學科、專業(yè)的北京大學來說，同樣是一個介入、發(fā)展中國當代設計學的契機。首先，北京大學在設計方面有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1918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提出“惟繪畫發(fā)達以后，圖案仍與為平行之發(fā)展”，1924年北京大學出版的《造形美術》中已包含圖案（設計）的內容，同時期魯迅還為北京大學設計了沿用至今的校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宗白華對于工藝美學、園林美學和技術美學的相關論述是我國當代設計美學建立的重要基礎，1987年哲學系教授葉朗在《現代美學體系》中，將“審美設計學”作為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北京大學是中國設計學研究的一方重鎮(zhèn)。其次，在現有積累方面，北京大學有分散在校內藝術學院、工學院、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城市與環(huán)境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王選計算機研究所、軟件與微電子學院、智能學院、信息管理系等院系的文化產業(yè)、景觀設計學、建筑學、廣告學、中國文字字體設計、動畫、數字藝術等設計相關學科、專業(yè)，其中不乏服務重大國家戰(zhàn)略的設計項目和一批設計類國家級人才計劃入選者，新工學相關學科的設置也很完備。最后，北京大學有相關交叉學科建設的平臺與經驗。近年來，北京大學設立了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探索校內相關學科交叉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的新模式，打造“區(qū)域國別研究”“臨床醫(yī)學+X”“數字與人文”等交叉學科創(chuàng)新研究戰(zhàn)略與相關平臺，還成立了新工科、新文科建設辦公室，這些資源都將會對未來設計賦能相關學科提供切實有效的參照和支持。而交叉學科建設的“北大經驗”，也將會對國內外綜合類高校交叉學科設計學的建設做出行之有效的示范。